再探王仁求碑 | 龚吉雯

王仁求碑是云南发现的一块重要唐碑,碑首凿刻的二佛并坐像是汉地佛教进入云南的有力证据。本文从造像碑与碑碣的角度,探讨王仁求碑作为造像碑存在的元素

再探王仁求碑

 

文 /  龚吉雯

摘要:王仁求碑是云南发现的一块重要唐碑,碑首凿刻的二佛并坐像是汉地佛教进入云南的有力证据。本文从造像碑与碑碣的角度,探讨王仁求碑作为造像碑存在的元素;通过对汉地释迦多宝造像的考察探讨碑首二佛并坐图像的宗教造像意义,认为王仁求碑是汉地传统碑碣与佛教造像碑的一种结合形式,对公认的王仁求碑碑首的释迦多宝像提出一定看法。

关键词:王仁求碑  碑碣  造像碑  释迦多宝像

 


王仁求碑,是云南发现的存世唐碑,与南诏德化碑并称为唐时云南的“南北二碑”。对于研究唐代时云南的历史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王仁求碑也作为代表南诏国时期汉地佛教传入云南的有纪年的证据,在云南历史文化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1991年白族学者杨延福通过碑首佛教造像提出此碑是初唐佛教进入云南的最早证据后,王仁求碑上的两尊佛像被推崇为“滇中第一佛像”。在巍山石刻雕像出土之前,王仁求碑基本成为一个较为准确的判断,确定了汉地佛教进入云南的最早时间。

碑首佛教造像被判断为释迦多宝说法佛龛,二佛残损严重,仅能判断为跏趺坐结禅定印佛像,在对汉地释迦多宝像做出一定整理后,本文试图对王仁求碑和碑首云南仅存的一龛释迦多宝像做出一定的讨论,期待各位方家不吝赐教。

 

一、 王仁求碑概况和研究现状

王仁求碑,位于现在的安宁小石庄,立于唐代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698年)。碑高约2.81米、宽1.5米,凡34行,每行53字,碑额10字。碑文及额均正书(碑文见附录),由蜀地成都著名文人闾丘均撰文,王仁求长子王善宝书丹。王仁求碑通体为红砂石刻,由碑身和碑座组成,碑座刻赑屃。

碑首刻六条长脚虬龙,碑额凿一佛龛,内刻两佛并坐像,头部均残,佛衣也残损不清,两佛结禅定印,结跏趺坐于仰莲坛基上。佛像下碑额正书“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碑题“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


 

【左】巴中水宁三号窟释迦多宝像   【右】炳灵寺第169窟西秦释迦多宝说法

  


此碑明代已经显露,剥落严重,作为爨、蒙之间的重要碑碣被许多地方志书记载过。清代王昶《金石萃编》、阮福《滇南古金石录》、道光、光绪三本《云南通志》均录有碑文,可惜错讹较多。《新纂云南通志》在卷八十四金石考四中,参考了雍正九年修纂的《安宁州志》卷十九记录的不缺字碑文,并与原碑一一对应,结合诸家所录,最后形成了本文附录的王仁求碑全文。此碑剥泐严重,北京图书馆收藏着一张乾隆时期的拓片,长203厘米,宽113厘米,系顾长圻、瞿镛、丁福保递藏本,钤有“顾千里印”、“顾氏所藏石墨”,为较为完整的拓本。近现代地方文献中,《昆明市志长编》、《安宁碑刻楹联集》中均收录有碑文,均有错讹。《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中将王仁求碑作为南诏大理国雕刻艺术的一部分,收录了王仁求碑的碑首图像部分。此碑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当地建有碑亭进行保护。

在碑北200余米处即是王仁求墓,王仁求父子墓在清乾隆五十三年曾经重修过。1989年3月,文管部门对王仁求墓进行了发掘清理,发现王仁求墓为唐墓,其形制和随葬品与两京、中原地区的唐墓有很多共同之处,与碑文中所记录年代符合。墓中出土了大量彩绘陶俑、动物模型,但未见有佛教用品出土。


 

【左】东魏544年释迦多宝造像碑   【右】佛教造像碑分布图,采自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

    


王仁求卒于高宗朝的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八月十五日,王仁求碑是王善宝在圣历元年所立,距其所卒年代已近二十五年,圣历元年是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的年号,故碑额题为“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闾丘均在1600多字的碑文里,详细叙述了王仁求的家世、才干和业绩。王仁求墓砖志反映出此墓是一座迁葬墓,旁证了碑中既为“唐”亦为“周”的碑额和碑题。

早期的金石研究将王仁求碑作为历史文献来研究的较多,“详细读之,当年之滇,可得其概”,兼谈王善宝的书法。书法风格“淳古,有初唐风味”,基本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

此碑曾一度荒没于野草之中,至明嘉靖年间,为杨慎寻得,并为其专门赋诗两首,《过石椿村访唐河东刺史王仁求碑》:

 

 唐代河东守,周朝圣历时。

土花封绿字,石发被金碑。

泣露麟犹卧,嘶风马自悲。

荒原谁过问,郡乘不曾知。

 

 冥矣古河东,川原势亦雄。

城荒吊华纳,山远问葱蒙。

玉筋埋天禄,银钩剥画虫。

闾邱名姓在,乡衮仰清风。

 

乾隆年间,金石学家王昶来到云南查阅云南省志,得知王仁求墓在安宁葱蒙卧山,墓久废,而碑尚存。随即请人拓归,并加题跋,将其收录在《金石萃编》卷六十二。自此后,此碑流传甚广,在杨延福关注到碑首佛像以前,王仁求碑一直作为碑碣而存在,地方史研究者的关注点一直处在碑文对爨蒙之间史实的考证研究,“尽管王仁求碑至少从明代以来就一直被云南地方史志著录,清代以后更为研究云南史地者瞩目,但用它来作为佛教传入云南的证据,使其逐渐向造像碑靠拢的研究,则是在云南著名文史专家、剑川白族杨延福1991年底察访并看到碑额正面雕一佛龛后。王仁求碑碑首佛龛龛内雕二躯佛像,结跏趺坐于须弥座的莲台上,左释迦、右多宝佛,须弥座间雕一座七宝塔,“雕刻手法精细而古雅。”通过此碑,李伟卿认为佛教传入云南“绝非始于南诏”[1] 。候冲认为“王仁求碑碑额造像与唐初造像碑属于同一类型。说明至少在武则天时期,佛教已经在云南地方人士王仁求父子与唐王朝的交往中传入昆明。[2] ” 

传统金石研究中,造像碑与碑碣并不是一对对等概念,虽然有时候会有所混淆,但是在金石学家的眼中,造像碑并不属于碑碣,而是一种附属于碑碣的石刻概念[3] 。杨延福之前的研究基本集中在王仁求碑为碑碣的基础定义上,自杨延福注意到碑首佛教形象,把王仁求碑作为佛教入滇的证据,诸多学者把二佛坐像定义为释迦多宝后,二坐佛为释迦多宝佛也成为定论,从此后王仁求碑再无较为深入的后续研究。

 

二、 王仁求碑的造像碑属性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造像碑的定义是:“中国古代以雕刻佛像为主的石刻。全形似碑,在其上开龛造,多为佛教造像,只有极少数与道教有关。并常铭刻造像缘由和造像者姓名、籍贯、官职等,有时也有线刻的供养人像。”并可分为“扁体碑形及四面体柱状”[4]。 这一定义显然并未将造像碑列入碑碣的行列,而是作为石刻的一种形式,换言之,造像碑以造像为主,而且多为佛教造像。在造像碑的构成中,可以看到几种主要元素:佛教或道教造像、发愿文(也就是造像缘由、造像者姓名、籍贯等、供养人像等)、扁体或四面体柱的碑形。一般位于村口、路边、寺庙内,以寺庙中的造像碑较为常见,为僧人或信徒供奉。碑额通常为篆文,在正面上部凿刻桃形大龛,内中置一佛二菩萨或博山炉,龛下或侧面刻有供养人题名或发愿文。

依照此定义来看,王仁求碑拥有扁体碑形,碑额有桃形大龛和佛造像,但是缺少一个作为造像碑较为重要的元素——发愿文,碑文与碑首佛教坐像产生了分裂。从目前发现的造像碑中,造像碑几乎无一例外都刻有发愿文,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和宗教性。王仁求碑碑文反映出王仁求碑属于具有纪事性质的碑铭,碑铭在传统碑碣研究中是研究的重点,事实上,王仁求碑之所以在金石研究中占重要位置,其原因也正是因为碑文的纪事性。从这一点来看,王仁求碑的造像碑属性并不完整,此碑仅具备了佛教造像、扁体碑形两种元素。如果换一种定义,比如美国学者劳伦斯•希克曼将造像碑分为两种基本形制,一种是碑顶上刻画有两对、四对或六对相互盘绕的蛟龙的长方形碑,另一种是有三尊像或单尊像的形式。如果仅就这种分类方式来看,王仁求碑显然符合第一种形制的造像碑形。也就是说,王仁求碑也完全可以作为佛教造像碑存在。


 

【左】莫高窟第259窟释迦多宝像   【右】王仁求碑碑首

  


佛教造像碑的分布以中原地区最为密集,四川造像碑分布较少,佛教造像碑在汉地的发展基本分为四个区域:中原东部、西北、苏南和成都地区[5]。中原东部包括了汉地中原的广大区域[6],在这片区域中分布着扁体碑和四面体碑,王仁求碑的蟠螭顶式扁体碑形制在中原东部有大量分布[7],更重要的是这种形制的造像碑在四川也能见到。四川的蟠螭顶形制的扁平碑多是南朝作品,造像内容多为佛本生、本行故事,汉地佛教造像碑常见的造像内容也多为一佛二弟子,释迦多宝并不常见。云南佛教与四川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川出现的蟠螭顶形制扁平碑对云南碑的形制应当有一定的影响,云南更早期的爨龙颜碑形制即为汉地魏晋风俗影响下的产物。

鉴于宗教的社会功能,佛教造像碑常置于村口、寺庙,而且常常为佛教信徒所供奉,王仁求碑并不具备这样的宗教社会功能。王碑所在位置和碑文显示出来的属性显示,王仁求碑属于传统碑碣的范畴,而非佛教造像碑,但是王仁求碑的蟠螭顶形制的扁平碑和碑首造像又可以将其归入佛教造像碑的行列。

 

三、释迦多宝形象辨识

释迦多宝的并排塑造是根据《法华经•见宝塔品》形成的一种艺术图像程式,西藏、中亚和印度并不流行,是一种完全在汉地产生的图像,北朝佛教造像中广泛雕凿。释迦多宝像是法华思想的反映,形成于公元5世纪初,公元5世纪中后期后,云冈、龙门、麦积山、炳灵寺、敦煌都能看到二佛并坐的造像和壁画。[8]

释迦多宝并坐是《法华经》义理的图像转化显现,《法华经》思想的图像传达,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在灵鹫山上宣讲《法华经》的场景,释迦牟尼佛进入七宝塔中,与多宝佛共同坐在一个狮子座上的情景。《法华经•见宝塔品》中说:“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于是释迦牟尼以右指开七宝塔户,出大音声,如却关钥开大城门。即时一切众会,皆见多宝如来,于宝塔中坐师子座,全身不散,如入禅定。又闻其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佛快说是《法华经》,我为听是经故,而来至此也。’……尔时多宝佛于佛塔中,分半座与释迦牟尼佛,而作是言:‘释迦牟尼佛,可就此座。’即时释迦牟尼佛入其塔中,坐其半座,结跏趺坐。”[9]

根据经义成就的图像通常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经义的内容,现存的最早的释迦多宝并排是甘肃永靖炳灵寺第169窟西秦石窟内的壁画与造像,早期的释迦多宝多采取的姿势是两脚下垂的善跏趺坐,右手上举五指展开,左手握衣襟,两佛呈相对而谈的场景式画面。相对而坐、倾身交谈状的释迦多宝像是较为常见的图式,金铜造像、壁画作品中这样的图式极为普遍,并排而坐的图式虽然也有,但较少见,类似王仁求碑的释迦多宝两佛并排而坐,并结禅定印的图式更加少见。

释迦多宝造像有较强的时代性,南北朝的释迦多宝并坐像的上方会有一尊交脚弥勒菩萨像,如果是铜像,则会在背屏的上方或者是背后同时雕刻有弥勒菩萨形象,体现了“三世佛”的景象,或者是与千佛图像组合,成为观想对象。隋代莫高窟的释迦多宝像还出现了与佛教故事、无量寿佛、过去七佛、涅槃图像等组合形式[10],寓意“佛寿久远、佛法长存”。隋唐时期的释迦多宝有单独成龛的造型图式出现,川北巴中水宁石窟为盛晚唐时期的石窟,释迦多宝并坐的形象即为单独成龛主尊的形象,周边环绕众弟子。王仁求碑的二佛并坐呈现出的是与中原大相径庭的造像图式,首先,中原的释迦多宝造像较少出现禅定形象,基本保持为一手上扬的说法形象。其次,释迦多宝多出现在组合场景中,是组合场景的一部分,而王仁求碑的释迦多宝像独立成龛,周围没有任何场景说明,仅有蟠螭环绕。通过存世的中原释迦多宝造像来看,将二佛并坐判断为释迦多宝,此判断似乎有点牵强。释迦多宝像在中原的流行时间集中在北魏晚期,隋唐以后的造像较少,王仁求碑是唐时造像,此际释迦多宝并不是当时流行的佛教造像。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朝晚期,中原曾经流行过双像塑造,出现过双释迦、双观音、双思维、双菩萨等,双像也存在着左右二佛形象相同的特征,二佛并坐并非为释迦多宝的专用图式,也可能存在着其他佛教神祇图式的可能。再次,释迦多宝像独立成龛的范式多出现在石窟造像中,在造像碑中释迦多宝通常并不处于碑阳位置,在碑阳出现释迦多宝像的造像碑仅仅发现过一例。离云南最近的四川发现的释迦多宝存在于石窟造像中,在川地造像碑中并未见到过释迦多宝造像碑。


 

王仁求碑碑文

 


释迦多宝造像碑的宗教意义可以从发愿文中判断,新绛武定二年释迦多宝造像碑的发愿文为:“为一切造释迦、多宝二像,愿证之容,并侍菩萨,真形相具,好美世资。使祈敬之徒睹觐者舍天神之指南,归信者弃轮王之珠算,男女衢进,舍世洧奸。”[11]王仁求碑的释迦多宝的形象并不符合释迦多宝本身蕴含的宗教意义,其碑文中通篇亦不见与佛教相关信息,碑首的释迦多宝变成孤立的佛教造像。

云南发现的与佛教有关的多为火葬墓,火葬墓碑首造像多由梵文及尊胜佛母像组成,到大理国时期,依然重视尊胜佛母的敬造,并未见到类似释迦多宝等其他内容呈现。王氏虽为安宁郡人,而“其胄出于太原”,强调王氏的中原血统,其碑制直追中原制式亦为正常。将佛教造像碑与纪事性碑碣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汉地通常做法,起码在中原造像碑发展中,并未流行此制式。

 

四、 结论

王仁求碑首佛教造像的出现有诸多不合情理之处,武周时期,中原佛道皆兴,王仁求碑碑文毫无佛道信息,更多地反映了王仁求一生追随中原王朝的丰功伟绩,而对碑首所造佛教造像不题一字,这是王碑与佛教造像碑不同之处。碑文中并夹有许多武则天时代改造的新字,如:“埊”字、“圀”字等,像“圀”字在中原的颁布推行为公元695年,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在王仁求碑上出现,边疆之地对武周政令执行之迅速,可见王氏家族对中原王朝的重视程度。

王碑体现了汉地碑碣文化与佛教造像碑的结合,根据罗宏才的观点,造像碑是“用以表示寄托悲悼的本土传统石碑也旋即成为类同此前开始即附着本土丧葬习俗、宣扬佛教教化的一种微妙‘寄主’。[12]” 如果说西安碑林所藏的唐谯(?)府君之碑代表着佛教文化和汉地用于追思纪念性质的碑碣文化的过渡,那么,在云南的王仁求碑则代表着佛教文化已经融入到汉地的碑碣文化中,正式将宗教文化和汉地丧葬文化融为一体。两者结合的生命力极为强大,即使是远离汉地的边陲云南依然受到了强烈影响。


 

《王仁求碑》(局部)

 


王仁求碑的汉地制式毋庸置疑,存疑之处在碑首佛教造像上。上文中对释迦多宝造像进行一定的梳理后发现,王碑上的释迦多宝造像定义似乎并不能完全能成立,作为墓碑碑碣性质的王仁求碑实际上并不需要宣扬法华思想。云南佛教显示出更多的密教性质,这一点从佛教火葬墓尊胜佛母的流行中可见一斑,王仁求碑的二佛并坐究竟是否为释迦多宝像,此定义有待商榷。即使王仁求碑首确实是释迦多宝像,从释迦多宝像本身的宗教意义来看,释迦多宝像也没有出现在墓碑上的必要,汉地佛教宣称死后登极乐世界,推断如凿刻为西方三圣似乎更合情理。

在南诏建国之间,佛教已经进入滇池区域,此区域受到的汉地佛教影响较大。汉地与云南相通,最早也是通过昭通、曲靖一带与四川连接,昭通后海子东晋霍氏墓、昭通孟孝琚碑,爨龙颜碑均体现出与汉地直接而亲密的关系,并且汉地风俗能很快进入云南,对云南滇池区域文化造成影响,王仁求碑尤其体现出这样的特点。依此推断,王仁求碑首的二佛并坐图像与汉地佛教有极大关联,至于此二佛并坐究竟为何佛教造像,期待能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其造像来源。


  

附录:

王仁求碑碑文:

大周故河东州刺史之碑[13]

唐朝故使持节河东州辅军事河东州刺史上护军王府君碑铭并序

成都闾丘均文  长子云麾将军、行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兼河东州刺史、上轻车都尉、新昌县开圀子、公士王善宝自书。

夫神有所服谓之威,名有所宗谓之德;威非大者则不能以率服,德非厚者则不能以独宗。是故灵凤腾绝于云气,附从众鸟,猛虎眈踞于山林,震恐百兽。岂其彩饰毛羽,以表嘉类之殊;磨利爪牙,以取雄群之势。盖云才力所素出,苞象所自全,固其然也。抑闻赭汗明珠,多从于西域;异物奇玩,必致于南州,斯于服用法驾充光内府,十金是资万乘为器者,何必顾池隍而先贵,黜幽荒而靡录哉!

君讳  仁求,安宁郡人也。其胄出于太原,因迁播而在焉,十有余世。氏族之系,肇命王子,著显之美,称高汾晋。若忠节义气,相缵于家风;佐代经时,历书于史笔,被知今古,□□其详。昔有夏之衰,弃稷不务,至乎不窋,  用失其官。自窜于戎狄之间,莫大于先君之业。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拟之其伦,庶以匹合。清懿有瞩,所居必闻。而太伯逃吴,文身之风既习;少卿降虏,毳幙之化无违。夫岂厌厥典文,甘心朴野,事有兴适,安土恒尚其宜,时或可从,爱礼必同其欲。

祖  漏,随别驾,干具英爽,风理轩迈。鹰扬推于显化,骥足整于长途。    转隋大都督,身曰律度,材者梓漆,刘弘望贤于十部,陶侃重于八州。君运行健之秀,德膺鬼神之灵。会道与其貌,天亶乃聪,明月在怀,环宝溢目。谓海盖广,宏量停澹而愈深;谓山盖高,严谷隆邈而难抑。智则有达,明则能通,推可而斯行,择善而后动。不事于所欲,不为于所求。和说所以久持,贞果所以立断,伦叙多其信行,州里高其义声。大略观书,知风听乐,击剑尽腾猨之术,操弓过饮羽之妙,可以往视尔事,匡饬汝邦。故王制辅成以备贡赋,至五千里州十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

君有运理群物之才,怀嘉保边裔之略。无待累次,宜综藩条。出身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加上护军。由乎大翼负风,凌天池以绝奋;巨鳞激水,期孟诸而一宿。若乃训以生聚之方,开其资财之道,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内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供税。力役齐平,教化清静。通其变使人不倦,爱其费使人以时。赏及马牛,恩肥土域。庶心咸服,异俗争归。虽未能大革情性,均之雅俗;然其一变风声,称为贤吏矣。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631.png以将求宠于大圀,以和其民人,招慰奏置姚府以西廿余州,俾睦其德。自前汉六代,外事四夷,开夜郎之道,绥哀牢之圀,凡属分置,风化率流。既处于僻界荒垂,不能为中国轻重。时复废弃,但云羁縻。君以埊形平衍,生殖丰阜,彼延企而慕思,宜郡县以庶畜。在乎唐运,实效其勤。孰与使者唐蒙疆略南埊,转粟深于惊恐,发卒至于残伤,可同○乙论哉!然贪戾君长,负远放命,灾我城邑,迍我平人。阳瓜州刺史蒙俭实始其乱。咸亨之岁,犬羊大扰,枭将失律,元凶莫惩。君武则虓阚,义以愤惋,擐犀衣以奋击,驱虎旅而先登。灭其猖狂之种,歼厥逋诛之师。遐垠是赖,到于今而克宁。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则候子绮吾,破虏截级,中圀蒙其惠,帝主劳其身。曾何足尚严遵所谓周密无形为计谋主,坚强不变为圀家左者已。

呜呼!舟日故矣,谁留于变化?梁其坏乎,已非于畴昔。圣贤皆死,天道谓何?粤咸亨五年八月十五日寝疾而终,春秋卌四。

长子云麾将军、行左鹰扬卫翊府中郎将、使持节河东州诸军事、河东州刺史、上轻车都慰、新昌县开圀子、公王善宝,炳灵滇水,降神禺山,端俨有望,简贵不杂。音仪朗乎秋月,词令润乎春云。如兰之精,犹金之利。能慈能惠,不忌不克。诚立无易于暗昏,言出必应于远迩。故能保世滋大,昭前之光。鸣将惊人,飞而食肉。张博望收虏于属圀,魏献子受乐于和戎。功熙亮采,职庀中外。虽则符守方镇,恒以宿卫京都。至于朝廷班爵之仪,彝伦上下之序,乐悬礼物之数,军麾圀宪之容,莫不悉怀胸襟,流入骨髓。乃感念追远,永言孝思。污隆适从,无所失道。则时兼有,执而能修,张于神明之器,附于绞衾之物。崇其封茔,设此铭表,郁郁润泽,白虎之候可占;洪洪博平,雄龙之象终吉。故其土性惇质有如上代,安错仪轨弗践终经。闻斯行诸,宜我告始。则知礼禁合葬,自周公而乃来;古不修坟,传孔丘而共立。固非率而作者,聊便于事业;迹而用者,遂成于典谟。夫身已没而名不尽,世弥久而功○弥劭。凡百彦哲,托乎镌纪。一称至行,二美具存,爱之斯录之矣,敬之斯尽其道焉。铭曰:

先王疆理,其义宾睦。小圀附庸,罔弗祗服,圣人在位,群生蒙福,实乃骏贤,为之司牧。翼翼夫子,守终纯固。振鳞洪波,骧首天路。开置郡道,招携款慕。平此凶骄,扫兹氛雾。高烈时畅,懋赏惟嘉。敦爱种落,辅助邦家。尝闻仁善,享寿宜遐。奈何不续,黄鸟嗟嗟。先以远○乙,安其宅兆。墓门将闭,阴堂不晓。幂汉陇烟,哀栖山草。行人堕泪,空见铭表。

 QQ图片20150715152708(圣)历元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728.png(年)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748.png(正)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810.png(月)拾柒○乙葬,其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728.png(年)拾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QQ图片20150715152810.png 拾○乙立。

 


[1]李伟卿:《“南中大姓”美术简貌》,62—66,65页。

[2]候冲:《南诏观音佛王信仰的确立及其影响》。

[3] 朱剑心《金石学》中说:“至于题名、画像、则碑碣、摩崖、幢柱、石室无不有之,亦因所刻而异其制,不得于石刻中别立一名也。”刘昭瑞《石刻文字的著录与分类》中将石刻文字分为:“碑志、刻经、造像记、诗文、题识、杂刻”,并为专门提出“造像碑”的概念。

[4]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639页。

[5]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载于《佛学研究》,1997年,34—51页,34页。

[6] 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中原东部包括了山西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安徽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山东大部和苏北地区,占造像碑分布的65.7%。

[7] 李静杰在《佛教造像碑分期与分区》中将造像碑的形制进行划分,蟠螭顶碑即是中原东部造像碑中其中之一:上端二、四或六龙两两交缠在一起,龙首在碑两侧面对称垂下,一种龙爪向下或对举,一种龙爪对供摩尼珠。 

[8] 张宝玺:《<法华经>的翻译与释迦多宝佛造像》,载于《佛学研究》,1994年,142—143页。

[9]《法华经·见宝塔品第十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NO.0262),第32页。

[10]张元林:《敦煌北朝—隋时期洞窟中的二佛并坐图像研究》,载于《敦煌研究》2009年第4期,2432123页。

[11]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载于《敦煌学辑刊》,1996年第2期,46—55页,52页。

[12]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52页。

[13]此碑文录自《新纂云南通志》卷八十四,金石考四,6870页。


 

参考书目:

[1]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宁县文化局:云南安宁县小石庄唐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3.6:10—19.

[2]李昆声主编:《南诏大理国雕刻绘画艺术》[C],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3]罗宏才:《中国佛道造像碑研究:以关中地区为考察中心》[C],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8.

[4]《新纂云南通志》[C],卷八十四•金石考四:68—79.

[5]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石刻叙录(二十二)[J],204—205.

[6]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Z]: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639.

[7]成瑶、张锡禄、朱香、杨泽洲、张立志:从碑刻铭文看南诏大理国文化的兼容性与和谐性[J],大理学院学报,2012.11:10—14.

[8]张宝玺:《法华经》的翻译与释迦多宝佛造像[J],佛学研究,1994:142—143.

[9]秦艳兰:“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碑”考释[J],文物世界,2009.6:30—35. 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碑存于山西博物院“佛风遗韵”展厅,东魏武定二年544年刻,原存于山西省新绛县樊村。

[10]岳红记:北朝关中地区造像碑题记书法的艺术特征[J],艺术探索,2010.5:20—22.

[11]苟廷一:巴中水宁唐代摩崖造像[J],61—62. 

[12]张元林:《敦煌北朝——隋时期洞窟中的二佛并坐图像研究》[J],敦煌研究,2009.4:24—32—123.

[13]林伟:佛教“法身”概念的另一种解读方式——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的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141—147.

[14]李静杰:佛教造像碑尊像雕刻[J],敦煌学辑刊,1996.2:46—55.

[15]杨帆、万扬、胡长城编著:《云南考古(1979—2009)》[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16]李安民:爨区民俗初论[J],民族艺术研究,1996.6:45—51.

 

来源:《云南美术书法》2015年02期,总第03期


 

龚吉雯,女,2011年毕业于云南大学,获硕士学位,目前博士研究生在读。师从云南大学寇元勋教授,主攻中国画方向及美术理论研究,多次参加省级书画展,有多篇学术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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